亟待把握人口与生产力相适应、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就业优先、城乡融合发展等集成战略 

原新 金牛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中，实现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目标，需要科学认识人口形势特征，包括少子化与减量化交汇、长寿化与老龄社会交叠、出生性别比偏高与社会性别比失衡交互、人力资本优质化与高等教育“双千万时代”交织、流动迁移活跃与区域人口增减分化交融、婚姻家庭简约化与缩减化并行等。基于此，亟待把握人口与生产力相适应、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就业优先、城乡融合发展等集成战略。

人口负增长态势与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

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进程中，人口负增长并未改变我国人口规模巨大的基本国情。就供给端而言，在技术条件和劳动力制度安排不变的情况下，人口负增长将削减劳动年龄人口规模，降低劳动力参与率，抬升劳动力成本，减少经济增长所需的劳动力要素。就需求端而言，人口负增长将缩减消费人口数量和消费需求规模，引发消费结构变革，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扩大内需战略提出新要求；人口负增长也将减少投资需求，不利于资本积累，制约投资和生产的规模效应，加大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资本市场风险的防范化解难度。

中国式现代化的人口规模巨大特征具有转“危”为“机”的逻辑性，这蕴藏在人口与生产力相匹配的阶段演变过程中。第一阶段是人口单向适应生产力的阶段。新中国成立时的人口规模为5.42亿人，1974年超过9亿人，以此推算，仅28年就可以实现人口规模翻一番。但当时生产力水平落后，经济发展速度较慢，人口的急速增长与物质资料低速增长之间呈现紧张关系。在改善生产力的能力十分有限的背景下，“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成为主导型人口政策，通过高度压缩现代化人口转变进程，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口规模巨大与生产力发展速度不匹配的紧张关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基础铺垫。

第二阶段是人口与生产力相互适应的阶段。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快速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经济发展迅速腾飞。1998年，我国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9年以来，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持续高于1万美元大关；2021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同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世界平均值。在生产力水平快速提升的情况下，过去单向调整人口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模式得以扭转，进入人口与生产力相互适应的新阶段。一方面，生育政策从紧缩型向适度宽松型渐进转变。2013年、2015年和2021年陆续出台“单独二孩”政策、“全面两孩”政策和“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人口政策对人口总量的限制功能逐渐弱化，服务功能开始彰显，人口现代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落脚点。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推进，调整和改善生产力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的宏观运用越来越灵活。随着物质资料的边际产出提高，总人口规模巨大对平均产出的除数效应也逐渐转变为能够倍增产出的乘数效应，数量型人口机会依然充沛，数量型人口红利仍然存续。

深度老龄社会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

根据《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具体任务包括财富储备、劳动力有效供给、为老服务和产品供给体系、科技创新能力、社会环境友好五个方面。老龄社会的早中期阶段，低龄老年人口规模较大，是落实这些具体任务的重要窗口期。

老龄社会的早中期阶段是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的重要机会窗口。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4》中的方案预测，我国60—69岁低龄老年人口将从2024年的1.58亿人增至2050年的2.07亿人，在老年人口总量中的占比保持在40%以上，21世纪的后半程将低于30%。与此同时，在老年人口总量中，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的占比将从2024年的12.23%升至2044年的20%以上，21世纪后半程的第一个十年将升至30%以上。开发利用低龄老年人口中蕴藏的丰富人力资源，将关系到延迟退休改革、养老金改革等公共政策的实施效果，人口代际更迭迅速决定了机会窗口具有时限性，对及时抓住机会窗口并配套实施相关举措提出高要求。

老龄社会的早中期阶段是发展银发经济的重要机会窗口。遵循人口发展的惯性规律，我国在1950—1958年、1962—1975年和1981—1997年经历过三次“婴儿潮”，60年后必然转变为三次“老年潮”，并首先表现为低龄“老年潮”。老年人在文化旅游、养生保健、医疗健康等方面的消费需求高涨，形成消费热点，可孵化与之相关的多业态银发经济产业。低龄老年人口也在社会非正式参与方面蕴藏巨大潜力，在社区志愿服务、家庭代际帮扶、家务劳动中发挥积极作用，可有效缓解社区年轻代际和家庭子女的社会压力，实实在在创造了可观的“影子红利”。

人力资本积累日渐丰厚与就业优先战略的实施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随着数量型人口红利进入下行期，经济发展已经进入“量的合理增长”区间；随着人力资本的快速积累，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也已然具备充足的发展动力。

人力资本积累日渐丰厚。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提升速度持续加快，高等教育在学规模在“十四五”时期年均达到5000万—6000万人，结合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指标推算，预计到2030年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将达到3亿人以上，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将增加到13年左右。巨大的教育人口规模将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注入强劲的人力资本动力，质量型人口红利将取代数量型人口红利对经济社会发展起主导作用。质量型人口红利将从与数量型人口红利的“并驾齐驱”转变为“领先超越”，但二者共同作为经济增长效应的主要发力点，是动态变迁的互动关系，而非绝对替代关系，二者均统一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社会发展框架内。

适应人力资本变化的就业优先战略持续优化。一方面，要破除体制和机制障碍，营造适合人口新状态的创业就业环境，全面提高不同人群的劳动力参与率。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以民生需求为导向持续完善户籍制度，引导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重点聚焦大学毕业生和农民工群体，促进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的高质量发展；大力开发新型人口红利，整治年龄和性别等歧视性招聘现象，灵活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改革，以降低“三育”成本为导向，优化家庭支持政策体系，合理平衡家务劳动分工，提高低龄老年人口和女性人口的劳动力参与率。另一方面，提高公共政策和战略的联动集成程度，大力提升劳动力生产率。依托科教兴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创新驱动发展等国家战略工程，推动职业教育尤其是高等职业教育优质化发展，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努力实现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的历史性跨越，提升教育、产业、就业的耦合水平；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围绕“三农”领域的核心问题，加强职业培训，改进生产模式，推动构建新时代的乡村创业就业格局。

城乡人口增减分化与完善城乡融合发展战略

城乡人口增减分化是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主要表现之一。改革开放以来，人口流动政策逐渐宽松，受到就业机会、福利设施的吸引，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城镇地区转移，加剧了农村人口老龄化形势，表现出人口老龄化起步比城镇更早、进程比城镇更快、水平比城镇更高、高龄化比城镇更严重、健康状况比城镇更弱等明显特征，从而形成了人口老龄化的城乡倒置格局。当经济社会安排无法与之适应时，就会产生农村建设主体老化、农业生产基础劳动力弱化、农民养老风险与困境并存、农民工城市生产生活融入困难等现实挑战。

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并对完善相关战略提出新要求。现阶段是全面考虑地域、产业、能源、环境等各类影响因素，完善要素城乡环流系统，实现城乡优势互补、协同互促、融合互通的关键机会窗口。首先，农业是农村的传统主导性产业，更是国家的基础性产业，高度重视农业发展、积极应对极端天气、全力确保国际食物供应链畅通的相关战略不断涌现。其次，积极培育“三农”领域的高技能创新人才的战略实施步伐加快，要聚焦推动农业与第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破除创业就业的制度性壁垒，推动城乡人力资本要素在行业和职业间进行优化配置，减少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人才浪费问题。再次，推进优化以劳动力为主的要素资源配置的战略不断更新，要依托小城镇和县域经济产业，健全城乡科教融合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打通从城乡两栖到城乡环流的互通路径，突破就业“非城即乡”悖论，积极释放配置型人口红利的巨大潜能。

（作者单位：太阳成集团tyc4633、天津财经大学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来源：北京日报20250623 第10版

编辑：徐牧谣、田腾骧

审核：何志慧、孙景宇